是乱民暴力还是人民申冤：贵州瓮安火烧公安局事件

编前语：
　　6月28日，中国汶川地震尚处灾后重建、南方十二省洪水倘在肆虐之际，贵州省瓮安县15岁女学生李树芬被当地流氓奸杀抛入河中。而涉案者均在十几个小时后三人被县公安局无条件获释，其中之一系当地副县长之子（据官方公布所称）。瓮安四所中学学生据此到县政府和公安局请愿，后发生冲突，引数万民众聚集在公安局、县政府、民政局前抗议并发生火烧县公安局的事件。
关于此次事件，网上有两个版本流传。现均公布。
　　
第一版本：此系特级重大暴力事件（题目为编辑者加）
　　关于澄清贵州暴力事件的公告
　　现在网络上已经出现了贵州所谓的官民冲突并不是因为某副县长的儿子伙同他人犯了强奸杀人案，其受害人家属（其女的叔叔）去公安局报案也并未遭到公安的打击，更没有指示所谓的黑社会袭击其叔叔事件。但10万于众的群众走上街头、打砸烧公安办公大楼，实属于特级重大暴力事件。整个事件的策划者和幕后指示者我们将严查不待。现就对于贵州特级重大暴力事件进行澄清说明，请广大网民要尊重事实，不要胡乱起哄，以至导致社会不稳定。
　　6月28日，贵州某县其副县长与一女（受害人）耍朋友，因为刚开始谈朋友的时候，其女并不知道男方的父亲是副县长，两人可以说是情投意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其女知道了该男子的背景，知道他的父亲是副县长，其女整天不学无术，属于社会败类，当该男子知道其女的品行后，就决定和她分手，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线，其女知道要分手后，伤心得很，于是对其男子死缠烂打，俗话说就是纽到费，最后该女提出了分手费一说，还恐吓其男子，如果不拿分手费就会请黑社会的叔叔打击报复，她的叔叔是该县城的黑社会头目之一，无恶不作。对于报道说是强奸，也并不是事实，因为在她叔叔的意图之下，想出了一招先人跳，准备事后对起勒索，所以其强奸其实就是先人跳，所以公安也只对其两男子拘留了5天的原因，他们是处于自我保护，而不得以采取的手段，属于自卫，所以不够成犯罪。其叔叔自知道其行为败露后，又恐被公安抓获，所以演出了一招恶人先告状的场面，煽动群众情绪，现在公安机关大楼已经被烧毁。其行经可畏，动机不纯，影响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稳定。此次暴力事件正在进行侦察中，其侦察结果会向社会公布，还行政机关一个清白。
         

　　二00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事件处理特勤处发言人

第二版本：女生被奸杀  公安包庇凶手（题目据网络称为美国之音报道摘录）
　　女生被奸杀 公安包庇凶手
　　据谢新发和几位民众介绍，受害女生名叫李树芬，今年15岁，老家是玉华乡，从小听话懂事，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很好，人缘也很好，深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
　　上周六(6月21日)傍晚6点左右，李树芬班上有个女同学王骄(音)，把李树芬叫出去，当晚李树芬被当地两个社会流氓强奸杀害并抛尸河中(瓮安县西门河)。当晚11点多，有民众听到有人喊“救命”。12点半左右，王骄打电话给李树芬的哥哥，说她“跳河自杀了”。
　　李树芬的哥哥及其他人一起赶到河边后，看见王骄和两个男子站在桥头，而且发现李树芬肚中无水，且事先无任何想要自杀的迹象，于是凌晨2点左右，将三人扭送公安局。但后来获悉，次日上午10点多，三人已被无条件获释，公安局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和笔录工作，还声称，受害人是“自杀” 身亡。
　　次日就有人告诉李树芬家人，李树芬是被人强奸后害死推入河中的，警方未作全面尸检，也未作强制措施，对家属提出的全面尸检要求不予理睬。李树芬家人从当地民众提供的信息中获知，王骄与两名男性凶手，与县公安局、县委领导、省委领导都有关系，因此在被拘押8小时后即获释。
　　王先生说，“听说凶手后台都很硬，那个王骄好像是县长的侄女。”
　　政府公安要强行埋尸 受害人家属被打死
　　本周一，法医鉴定也称是“自杀”，家人不服到县委上访。任职于玉华中学的教师、李树芬的叔叔，被6个便衣公安打成重伤，后医治无效死亡，李树芬的婶婶也被打成重伤，脸部破相，不省人事。李树芬的父母一直在西门河桥边的事发地守着那副装着女儿尸体的水晶棺材。
　　谢新发说，“公安局的还派人去偷尸体，抢尸，要强行下葬，树芬的家人拒绝，都遭到殴打。县长、公安局长都要强行埋人。现在好多群众守着尸体。尸体是树芬的家人自己捞起来的，公安局逼迫她家人说是消防队捞起来的。”
　　他说，“每个人见到都流泪，每个人听到都气愤。”
　　王先生说，“不仅她的叔叔被打死了，还有其他帮忙申冤的人也有被打死的，现在不知道具体有几个。还有几十名学生被打成重伤。”
　　学生、民众义愤烧政府大楼
　　该惨案引起当地民众义愤，瓮安四所中学学生到公安局请愿。公安局又出动武力镇压，至使学生和一些人民群众焚烧了公安局，掀翻和焚烧公安警车十多辆。公安被围困无法出来，各地警察纷纷调往瓮安县。
　　刘女士说，“开始一群学生拉着横幅为她申冤，去了政府，没人理睬，后来又去了公安局，公安用电棍打学生，学生和赶来声援的群众就把公安局的十几辆车都砸了，后来又点火烧公安局的办公室。”
　　参与今天抗暴的民众王先生说，后更多民众加入，至昨日事发，有数万民众聚集在公安局、县政府、民政局前抗议，火烧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
　　王先生说，“县长、公安局长等领导都躲起来了，几百个防暴警也被火烧在公安楼上下不来。政府和公安完全压不住了，最后公安警察都被赶出去了。消防队的来了也被群众围着不让进去。他们这次是见识了老百姓的厉害了。什么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当地政府与黑社会勾结长期横行乡里
　　据当地民众披露，该县政府、公安局胡作非为，无法无天，长期黑社会伙同欺压乡里，动辄镇压拘捕民众，民众上访无门，怨声载道。
　　刘女士说，“很多女孩被害，这样的案子，不了了之，没抓住人。有一群跟政府勾结的社会流氓长期作案，很多。”
　　杨先生说，“矿山贪污的问题，还有水被污染，现在煮饭吃的水都没有。老百姓上访，就被抓。有7个人都被判刑了，说是扰乱社会治安，最重的还判了6年。”
　　他们说，所以这次不仅是为李树芬讨公道，也是为其他老百姓讨个公道。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求媒体帮助引起社会关心。


事件图片：贵州瓮安县公安局被烧

    教育部官员出来说话了，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范跑跑是老师，教育部出来讲话，很有盖棺定论的意思，官方看法：你们不要争了，这件事，本质就是如此。可惜范跑跑并不买账，迅速反击，我确实不高尚，但并不无耻。不少范的粉丝甚至骂教育部官员无耻。于是，一方骂：无耻！另一方回击：你才无耻！原本刻意制造的严肃场面便成了滑稽的闹剧，颇似泼妇骂街。这就是网络时代这个世界的变化。没有权威。如果有人一定要在这个时代以权威自居，那就只能成为笑柄。崇高不一定可以躲避，但是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我分明感到后现代的气息。

    为什么揪住范跑跑不放？

    不管是官方，范本人，还是民众，都认为“范光美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既然他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们就更没有理由把他吊在嘴边。范跑跑的话，在这个缺乏诗意远离优雅的时代击中了我们的软肋。于是惭愧者有之，恼羞成怒者有之。前者成了范的fans，后者卷起袖管成了骂客。殊不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墓志铭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的，岂能用言语抹平？卑鄙者总是意图用高尚的言语获得高尚，不管他是官也好，民也罢，这一点总是相同。

    教育部官员的话其实并非如他自己所言那么富于“哲理”。高尚和无耻之间，隔着芸芸众生，那是一些大多数时候既不高尚也说不上无耻的人。所以，这句话留下的反击空间很大，难怪范跑跑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回应。我想，还是修改一下吧：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没有追求高尚的愿望。如果社会的整个群体都甘于平庸，甚至以平庸为荣，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感动，没有美，更谈不上诗意。

    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召唤个人成为主体。

    阿尔都塞说主体的时候，与个人相对，这样好懂一点。如果这里不是探讨主体的生成过程，只说主体，没有个人，恐怕“主体”就不好理解。我们更常用到的一个说法是自然人和社会人，大概可以与这两个概念对应。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人类从他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别人的指导，人就不会使用它自己的理解力。”所以主体又可以看作启蒙之后的个体。这样说，阿尔都塞大概没有意见。

    这一句话蕴涵两层意思：一，主体从来不是自然生成的，所以大概也不存在什么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人性、意识或者潜意识；二，主体的生成受意识形态的控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美国、印度、巴西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意识形态恐怕也迥然有别。不同的意识形态塑造不同的主体。所以，《雷雨》、《子夜》等作品中，资产阶级、资本家是一副嘴脸，无产阶级、工人是另一副嘴脸，荧屏上，即使仅从长相服饰上看，汉奸也决计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帐房先生呢，总少不了一顶瓜皮帽，一副眼镜，唇下有颗痣，痣上最好有根毛。诸如此类，除了痣和痣上的毛，其余皆是意识形态作祟。

    言归正传，继续。意识形态用什么召唤个人成为主体？用形式。这里所谓的形式主要包括语言、话语、符号和神话等等。我这样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结构主义那一套。事实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结构主义者，谁没有二元对立的思想？如果你可以证明你不受二元对立的影响，那你可以说你不是结构主义者。上面那句话落实一下，从社会构成的角度来看，主体的形成，恐怕主要受家庭（父母）、学校（老师、同学）、媒介（主要是电视）的影响。说到这里，不妨再“结构”一点。这几方面的因素，构成一种稳定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对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说，每种因素的内容、力量的大小强弱不同，它们按照不同的比例排列组合，影响个体的发展变化，形成千差万别的、丰富的主体。

    所有这一切，在文化主义者看来，统称为“文化”。他们说，文化研究有三个关键词，意识、主体和形式。我的贡献在于，从阿尔都塞的一句话里把它们推导出来。

    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降格了主体，这是对笛卡尔和康德的背叛。在标举理性的时代，主体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类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意义和归宿。但是阿尔都塞不买帐，在他的神庙里，供奉的不是人，而是意识形态。

    许茂的诸多女儿中，最吸引评论者眼光的无疑是老四许秀云。对此，周克芹大概也颇为得意。1983年四月周克芹在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作演讲，谈到“四姑娘”，认为她体现了“在极端困难的时候，不被困难吓倒，心里充满了希望，热爱美好的人生……”，“四姑娘集中反映了我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追求，叫做什么呢？叫做直面人生，开拓未来。”

    这个概括言不由衷，而且也与实际不符。因为在小说中，许秀云不堪压力和打击，两次跳河自杀，完全不是一个“不被困难吓倒”的英雄形象。如果周克芹所言确是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那我们只能庆幸许秀云没有发展成他的理想模式。许秀云确实是吸引人的，但绝不是作者所说的那些方面，而是她的执著、冷静、善良和善于思考的品性。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晚期，葫芦坝生产大队里每个善良勤劳的人都在憧憬幸福生活，可是到底什么是“幸福”？“不愁吃，不愁穿，住砖瓦房，装上电灯”，那就是“幸福生活”？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许秀云。整部小说里，只有这个苦难最深重的人开始明确地考虑人生更高层次的意义，而其他优秀人物，金东水、吴昌全，包括那个最光明最高大最正确最无私最强大的颜少春，在这个高度上全部缺席。

    但是看完小说后，我最关注的确乎不是许秀云，而是许茂几个女儿中最让人瞧不上眼的老七许贞。周克芹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或许不在于他塑造了多少感人的形象，而恰恰在于这个他着力批判的角色。

    许贞是一个脱离了农村的农村姑娘，在供销社里当营业员，这种身份的转变在整部小说里是相当特殊的。许茂给她分配了一个什么性格？自私，浅薄，好打扮乃至于花哨，洋相百出。许贞迫切希望摆脱农村的繁重劳动，过上城里人的安逸生活，这一点让农村题材作家周克芹甚为不齿。当然，周克芹有他自己的思考，倒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借吴昌全的笔记本，作家说：“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要求离开农村，那么，谁来生产粮食？没有农民，土地又有什么用？国家不是要完蛋么？”我想，这大概就是周克芹最深层次的思考吧。

    这部小说初稿完成于1978年，在这之前的小说里有没有过这样的形象？我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把农村劳动力流失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虑，周克芹无疑是相当早的。这是不是这部小说应当肯定的价值之一呢？

                                      ［奥］格－特拉克尔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在清澄光华的照映下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诗有三节，第一节写屋里，第二节写屋外，第三节从屋外到屋里。每节都有各自的——我们称为意象，海德格尔称为对象、事件和物。这是呼唤，诗歌在呼唤，呼唤物走向其显现之处的世界。因为呼唤，所以言说。谁言说？不是诗人言说，是语言言说。

    第一节，雪花，钟声，屋子，盛筵，是物，是事件，是对象，更是语言。此刻我坐在屋子里，写这篇文章。我的“屋子”不是特拉克尔的屋子，我召唤了“屋子”，特拉克尔也召唤了屋子。屋子是语言，形形色色的屋子各有其栖身之所。特拉克尔的《冬夜》，也是其中之一。与屋子相伴，还有雪花、钟声和盛筵。诗歌是物的盛会，诗歌是对象的盛会，诗歌是事件的盛会——诗歌是语言的盛会。

   语言言说。

   海德格尔如是说。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痛苦在哪里？痛苦在外面。因为外面有雪花，有幽暗路径，有寒露。相对而言，“清澄光华的照映下”的面包和美酒当然是幸福。愿意承受痛苦的终究只是“少量”，漫游者。从幽暗路径走到大门，似乎已经找到幸福。幸福的得来，伴随着“晚祷的钟声”，可见是神的启示。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神解除了世人的痛苦，是为恩惠。

   这不是普通的树。可惜我不知道在哪个家园，它曾经被召唤。树被裹以金光，定非凡品。我不知道，是我的鄙陋。我羞愧。我不能召唤什么。海德格尔没有说，于是想起艾略特，想起哈罗德·布鲁姆，他们一定知道。

    我推测，这篇小说应该写于1984年前后，前后多少，不好说。证据是小说里有这样的话：“十年以前，谁把田地包产到户是反革命；四年以前，田地分户包产还怕分不公平打破头。”分户包产，初步展开在1979年，但是各省、各县情况不同，领导人的气魄、胆量不同，铺开的时间有差异。这篇二十页不到的《送田》，高晓声却不是为包产到户唱赞歌，恰恰相反，他写出了单干以后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或者说，农业存在的危机。这个危机，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在全国的粮食产量连续多年滑坡以后，才被中央政府确认。作为补救，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补贴的力度，现在仍在逐年加大。

    所以我以为，作家高晓声是相当敏锐的。他像一个扎根在农民中的探测头，一点点动静，一点点冷暖变化，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感觉到并且反映出来。《送田》如此，陈奂生系列如此，《崔全成》如此，《泥脚》如此，《鱼的故事》还是如此。

    所以，这样看，洪子诚对高晓声人物“国民性”的分析，陈思和“刻画富于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的概括，我都不以为然了。比较而言，洪先生的分析似乎方向更好一点，而陈思和，终究“文学性”太重，偏离了高晓声的真正价值。

    高晓声在《送田》中的思考，已经涉及了农业和工业的差异。田里做一天，“能保住二元五角就差不多了”，“上山推石子每天七元钱不用开口”，试问，如果你是农民，你还愿意种田吗？“做一天我要损失四元五角”。九十年代的农民工热潮和田地抛荒都肇始于此。八十年代的高晓声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今天的作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停留在什么水平？贾平凹在《秦腔》里，写夏天义带着一个傻子一条狗到七里沟开荒种田，那是很震撼人心的。这大概可以代表中国当代作家的思考水平了，比之高晓声，前进了多少？

    但是即使这样的思考，我们又有多少呢？

    马克思很关心某国共产党员发展状况，派真话天使去了解情况。据说在真话天使面前，没有人可以说假话。真话天使出发前，马克思说，如果有合适的，当场就给他发展了，不要拘泥于形式。

    真话天使来到该国，先在国家电视台作广告，说要招聘共产党员，有意者持本人身份证、户口、学历证书（原件）和结婚证（原件，未婚人士开具证明，加盖单位公章）面谈。

    到了招聘会那天，来了很多人。真话天使一一谈话。择其要点，记录如下（A、B、C等为应聘者）。

天使：你为什么入党？

A：为了考公务员，不是党员没有机会。

天使：其实是党员也没有机会。下一个。

天使：你为什么入党？

B：别人都入，我不能落伍。

天使：那别人搞腐败，你是不是也跟着腐败？下一个。

天使：你为什么入党？

C：没有啊，人多，过来看看。

天使：……，下一个。

天使：你为什么入党？

D：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天使：对不起，我们不收精神病。下一个。

天使：你为什么入党？

E：我来自灾区，刚刚被救出来，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好感激。

天使：为了维持你的感激之情，你最好留在党外。下一个。

天使：你为什么入党？

F：我没想过啊，我爸要我来的。

天使：那请你父亲来吧。

F：他已经逝世了，我说的是他的遗书。

天使：真对不起，那只有请马克思先生亲自跟他谈了。下一个。

天使：你为什么入党？

G：升官发财，包二奶，光宗耀祖。

天使：我真希望你说假话。下一个。

天使：你为什么……你多大啊，小朋友？？

H：为什么叫我小朋友呢？我都已经14岁了。因为拾金不昧和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我被评为“宇宙十佳少年”，班主任老师说，除了年龄，我已经完全具备了党员资格，他要我来找您，说不定可以破格。

天使：真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们不收童工。下一个。

……

真话天使一个人都没有招到，回去向马克思汇报工作。马克思默然半晌，“没有人提到共产主义吗？”

“有一个，他问共产主义是不是可以共妻。”

“什么意思？”

“他娶不到老婆。”

    在一位网友那看到一篇反对高校评估的博文，跟着瞎起哄，发了一通牢骚，回来后觉着不过瘾，心里痒痒，接着说几句。

    我2002年开始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有关评估的会议或者培训，前后持续了两年，起初很有热心，后来慢慢咂摸出一点味道，觉出不对劲，热情逐渐冷下去了。再后来脱产开始研究生学习，似乎也为远离这些事情找到借口，于是更不关心。没想到回来工作后，我所在的学校正处在迎接评估的关键时刻，好家伙，把我们搞了个人仰马翻，现在还没完。

    先从评估的口号说起，想出这口号的绝对是人才。光看“重在建设”这四个字，其中的意蕴真是太丰富了。第一，评估不是检查你行还是不行，预设的前提就是你不行。评估里头那些个指标，图书数量，计算机数量，教师数量，教师的职称构成，体育设施……等等等等，那是学校能够达到的吗？几个学校能达到？我不知道清华北大能否达到，反正江西没有一所学校可以达到“合格”的标准。第二，因为你不行，所以要“建设”。怎么建设啊？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啊。能够拉动内需，国家何乐不为？第三，评估不是做完一次就拉倒的买卖，每五年一次，拉网式检查，一个都不放过。这一次没做好是吧？没关系，下来再来，努力“建设”吧，你！

    很多网友批评教育部的官员，借着评估捞一把，养小蜜包二奶说什么的都有。这些我没有调查过，没有发言权。但是评估过程中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符合评估要求的学校很少，但最后的结果是大多数学校都以“优秀”通过评估！江西好几所高校，评估专家一进校，每人发一个笔记本（电脑），美其名曰“看材料”。我的乖乖，奢侈吧？可是这算什么？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所在学校正在本科评估，估计是下午工作完毕，专家回宾馆，你知道多少辆小车护送？起码三十辆。一溜烟疾驰而过，不见头尾。而专家只有六个人！

    真不愿意说腐败这两个字。当腐败扑面而来的时候，拒绝谈何容易！可是这是腐败吗？恐怕还真说不上。腐败，或者说有腐败嫌疑的现象，已经不是哪个行业也不是哪个阶层所特有，一切有权力的地方都在滋生腐败，一切把握了权力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腐败，他为别人的腐败付出的代价，只能借助手中的权力挣回来！所以腐败已经形成了一根链条——而不是个别的点或者区域，紧紧将我们缠绕，让人窒息。

    真正可怜的是那些完全没有“权力”的人。

    福柯曾经归纳过规训权力获得成功的三种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福柯所论，以监狱为代表，其实也完全适用于整个社会。检查固然是权力体现的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目标在于促进规训，完善体系。所以前面提到的“重在建设”，内涵我们还远远没有说尽。基础设施仅仅是一个方面，课程体系——专业一点的说法是教学计划，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方面。比英语更普遍的课程是思想政治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个都不能少，每个专业都要；形势政策课，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要开。一系列示范专业和精品课程的推出，以牺牲个性为代价，达到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效果。以至于有些老师惊呼，我还上什么课啊，给学生播放精品课件就好了。

    多年前第一次看到那个初具规模的评估体系，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你千万不要以为评估就是几个专家到处走走看看，听听汇报，OK，打道回府。哪有那么简单？教育部聘请一批专家，设计了一套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以一系列表格为支撑，形成严密的层级结构，每一个具体的项目都有分值，优、良、合格、不合格各是什么要求。所以评估是一项相当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工程。每个参加评估的学校都有一批研究这个体系的专家，我这里的“专家”没有丝毫贬义，我以为，能够吃透这套体系的人，完全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这个体系是否合理我没有资格发表评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知识和权力相勾结，合力打造了当代中国高教系统的规训体系。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艾略特这句惊世骇俗的话早有耳闻，可惜一直不甚了了。从字面来看，艾略特似乎反对过于个性化的诗歌，这与我们对诗歌的认识不是正好矛盾吗？但是在习惯了上帝之死、作者之死直至人之死的口号后，这点矛盾实在算不了什么，所以惊讶了一阵子，也就成了过眼烟云。一直到这几天，机缘巧合，居然在一本闲置的书里看到艾略特这篇著名的论文，细读之下，受益不浅，也看出了一些问题。看完后，我想，艾略特写这篇文章时年龄应该比较大了吧？否则，怎么可能这么重视“传统”？这里，传统基本上可以理解成为诗歌创作技巧的学习和积累。查资料才发现，这篇论文写于1917年，时年艾略特二十九岁。

    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的成熟与成功确实比较早，即便如此强调积累的艾略特，功成名就也不算太晚。成名要趁早，真是一点都不错。

    艾略特这句话是有所指的，他针对的是浪漫主义者“诗歌是诗人感情的表现”的观点。在艾略特看来，主观的感受只是材料，要想进入作品，必须经过一个艺术的转化过程。这个艺术的过程显然有很强的技巧性，技巧来自传统。这就是艾略特强调传统的原因。他批评浪漫主义诗人没有传统，只有所谓的“灵感”和“个性”，它们在诗歌中变成了横冲直撞的诗人的化身。浪漫主义诗歌的可悲之处在于有诗人而无诗篇，他甚至断言，这样的写作方式不能持续到诗人25岁之后。

    所以，《传统与个人才能》第一部分的结尾处，艾略特说：“于是他就得随时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

    这里，“更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就是诗歌“传统”。这也是较一般的对艾略特“逃避感情”和“逃避个性”观点的解释，我的怀疑恰恰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我的怀疑是：传统根本不是与诗人感情和个性完全对立的东西，技巧，用艾略特的话来说，具有“化合力”的诗歌，难道就不需要诗人强烈的感情和独特的个性吗？如果需要的话，艾略特为什么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呢？除非艾略特说，诗人们，从事创作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强烈的、独特的情感！

    艾略特说过这样的话吗？论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他写道：“诗人的职务不是寻求新的感情，只是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就没有的感觉。”

    这才是真正让我们震撼的地方！可是我居然没有看到一个论者引用过这句话。“新的感情”已经被艾略特逐出了诗歌的庙堂。艾略特放逐了感情，也放逐了个性，他认为诗歌关注的是“寻常的感情”，只不过这感情，说到底，是以一种陌生的、不习见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当然是一件极富技巧的事情。诗人艾略特以为，诗人们只有从传统中吸取力量，才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而对于评论家来说，仅仅“在诗里鉴赏真挚的感情”无疑是拙劣的，仅仅“鉴赏技巧的卓越”也不怎么高明，他认为，只有“意义重大的感情的表现”，才是诗歌的生命。请注意，是感情的“表现”，而不是感情本身。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揭示这种“表现”方式的继承关系。新批评派号召我们把注意力从诗人转向诗歌，艾略特是源头之一。

    写到这里，不期然想起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同样是出色的评论家，同样关注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态度却如此迥异。艾略特号召我们回到传统，布鲁姆却告诉我们，顶尖的诗人如何摆脱传统的影响。这又怎么解释呢？

    从12号灾情发生起，每天守在电视机面前关注灾区救援进展，打开电脑也是先看新闻，看看又救出多少人，余震多少次，震级如何，形成多少堰塞湖，危险程度怎样，是否有疫情发生……十余天来，这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然是看到解放军战士经过多少个小时的努力，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废墟中拖出一位幸存者。被埋一百七十多个小时居然还能活下来，不能不慨叹生命的顽强。可是每逢此刻，我们的播音员都会不失时机地提醒观众，“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怀着对党对人民无比的热爱和忠诚，经过一番不懈努力，终于又救出了一位幸存者……”

    这样的话听多了，终于感觉到有点腻味，换台，从一捺到46，居然都是同样的节目！于是不得不关掉电视。关掉电视也没有用，那些话依然在耳边回响，以至于不得不坐下来好好地思量思量，怎么会这么反感呢？明明是满心的关怀坐下来，最后偏偏就只剩下了恶心。对，就是恶心。这个词用得很好。

    战士们在几乎没有什么工具的情况下，用双手从废墟中把人刨出来，这当然是感人至深的。可是促使他们这样做的，难道不是因为对受难的生命的同情？不是因为看到生命消逝感到的深切的憎恶（我上篇日志提到卢梭关于这点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这与对什么什么的热爱和忠诚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强奸么？更要命的是，我们很多人，居然对这样的强奸习以为常！

    电视屏幕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画面，我们看到解放军战士感人至深的行为，这是现象本身；我们对任何现象，都有一种要命的情结，那就是企图“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挖掘这个现象，最终把行为动机归因于“热爱和忠诚”。殊不知，我们在做出判断的时候，抛弃并且远离了现象。我们把两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强扭在一块，强奸。强奸了一百次，于是承认了这一行为的合理性——确实如此。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竖起大拇指，“你真是一个好人！”那他做坏事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唾一口，“呸！坏蛋！”这好人和坏蛋到底何者为真？哪个是假？至善者难免作恶，大恶者也有善举，我们矛盾于这善与恶的评判，这个经历是不是都很熟悉？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我们做出的这个判断！做好事是一回事，这个是现象；我们匆匆忙忙下判断，得到并且执着于概念，这是另一回事。我们津津乐道于判断，却背叛——至少是忘记了现象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二元对立是虚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概念和判断恐怕都不那么可靠。识别的方法就是：看看判断是否背离了现象。